佛經翻譯指的是將佛經從梵語或其它西域語言翻譯成漢語的程序翻譯亦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所翻譯出的佛經對中華文明產生巨大影響及貢獻。
緒論[編輯]
佛經翻譯事業開始於東漢，至前秦苻堅開始有組織的翻譯佛經，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最高 ，其間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及不空被譽為「四大譯師」。鳩摩羅什共譯佛經數十部[1][2]，另有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支謙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翻譯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編輯]
東漢至西晉是中國佛經翻譯的草創期，西漢哀帝時期伊存至中國口傳佛經翻譯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譯有《道品行經》等。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月支人支婁迦讖（婁迦讖）翻譯十多部佛經。
東晉至南北朝[編輯]
前秦的竺佛念是著名譯師之一翻譯後來的時期則以鳩摩羅什為主。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經典的貢獻巨大。羅什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開始譯經[3]，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有《坐禪三昧經》3卷、《阿彌陀經》1卷、《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7卷、《法華經》7卷、《維摩經》3卷、《大智度論》100卷、《中論》4卷等。
隋代、唐代及宋代[編輯]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的譯經院中進行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翻譯其後則有義淨、不空等。
北宋時期也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4]。 後來就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翻譯
規模[編輯]
譯場分工如下：
理論[編輯]
1923年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時與妹書曰：「中國所譯，又頗難解。天成翻譯社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翻譯」，他曾指出，梵文漢譯常有「一詞多譯」，Sattra既譯「眾生」，玄奘又譯為「有情」，陳寅恪亦言玄奘的譯文多偏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好讀[5]，1929年，陳寅恪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專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陳寅恪《四聲三問》認為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有關，透過梵漢對音可以考證隋唐中古漢語的讀音。
影響[編輯]
錢鍾書曾考證嚴復的「信、達、雅」三字，在三國時支謙寫的《句法經序》中，已經可以見到，問云：「仆初嫌其詞不雅翻譯維祗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以，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來又以變文的形式廣為流傳，融入於中國文學，如劉義慶《幽明錄》、王琰《冥祥記》、顏之推《冤魂志》等筆記小說都蘊含了「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西遊記》一書則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繪畫、建築、音樂都廣泛影響中國。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 曹仕邦：〈中國佛教的譯場組織與沙門的外學修養〉翻譯
- 曹仕邦：〈譯場──中國古代翻譯佛經嚴謹方式〉翻譯
- 黃啟江：〈宋代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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