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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社

從個人的成長歷程而言，語言做為溝通工具之前，它首先更是一種關係聯繫的臍帶。從主要照顧者與兒童之間使用語言來呼喚彼此開始，個體發展出對照顧者、外在世界人、事、物的基本信任和情感依附。在這之後，語言才是我們建立認同和存在實感的載具，從而衍生出做為溝通和認知事物的符號工具。換言之，語言不僅僅是當下供人溝通、認知的工具箱，它更承載著個人無數的原初經驗，包含信任、情感、認同和存在實感。
放到社群來看，共同的母語則是集體感通經驗的寓所。使用共通語言時，不單有助於彼此在進行世俗事務時交流訊息、了解意圖和建立共識。它更能讓我們有種被社群關懷、擁抱和撫慰的本體安全感。所以，母語的使用者，會有類似魚在海洋中遨遊的自在感。一個離開故鄉或母語環境的人，就像失去海洋的魚，將會產生失去安全依附的錯位感和存在性焦慮。
現代國家的興起，常運用法政權力將國內某一強勢族群的自然語言建構成國語。這時，語言的高承載進一步載入了文化霸權。如果缺乏多元文化和語言平等權的保障，則國語將有可能造就優勢族群的既得利益，和弱勢族群的不利地位。在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中，除了考量國民基於溝通需要的共通國語外，也應顧及不同族群基於情感、認同、存在和安全感之需求所使用的自然語言之存續。這不是人數多寡的問題，而是社會正義的體現。

透過法制手段保存

基於以上，筆者支持在多族群或民族的國家中，應立法將各族群或民族的自然語言（包括聽障族群的手語），提升到平等存在的位階，並承認為國家語言。但就語言政治的實然面來看，族群互動間，語言的使用仍會有互動情境中強勢語言霸凌弱勢語言，或在溝通、傳播、教育的媒介中，語言再現機會的不對等或系統性排除。這時，國家有必要透過公權力，如制定國家語言發展法，確保國民語言權不受不公平之待遇。
依據語言平等權和多元文化的精神，國家語言應該包含，具有台灣特色的國語（北京話）、福佬話（台灣話）、客家話和原住民各民族的族語。其中，在日常互動和社會系統訊息交流上，正處於不利地位或瀕臨滅絕的語言，更有必要透過資源、文化再現和法制保障等手段予以保存、復興和發揚。
此外，將台灣放在亞洲的視野中來看，學習並推廣亞洲語，特別是東南亞各國的國語，不但是台灣整體與周邊國家，在溝通交流上的利器，更是台灣新住民及其子女在情感連帶和存在認同上的重要泉源。
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中，英語學習雖是溝通層面上的不可避免，但台灣也不可或忘，英語學習早已越過工具層次，潛在地建立了文化霸權，讓許多台灣人動搖了自身的存在感，以英語/非英語做為二元對立框架，想像一種主奴關係，並甘願自我殖民，自居在邊緣位置向英語帝國中心朝拜，藉以獲得虛假的情感慰藉和存在實感。